我们既然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就无法避免周围人在其周围的攀比，任何环境下都有，我价值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会想其他办法来弥补，包括用一些自欺欺人的手段。别人看来就是虚荣心的表现...争吵等可能会对其的心理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精神分析的工作对象是人的深层心理，人是精密复杂的，内心世界更是隐秘。

基于此，精神分析工作越是具体的，越难规范化、程序化、结构化；如何在与人工作的同时，咨询师能觉察到作为人的多样性与不可控性，这里的弹性空间正是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体现。本文首次提及在精神分析中较少面对的心理腐败与心理虚荣；并从“私人领域、工作专业领域以及公共领域的界线与交互作用”这个角度尝试阐述精神分析的科学性。本文也是作者本人咨询工作中一些思考与探索的总结。全文分为“心理腐败与虚荣的隐喻”、“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回顾与延展”三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分别在精神分析的工作条件、内容以及框架上做了详细阐述。

正文

前言

心理腐败与虚荣，是心理领域中不可回避的话题。精神分析是如何帮助咨询师觉察体会其中可能存在的心理腐败与虚荣；如何经由精神分析视角，通过其独特的设置、方法以及工作内容来理解与规避心理腐败与虚荣？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体系在保护咨询双方利益最大化方面又是如何实现的？本文将就上述主题分三部分阐述。第一部分 心理腐败与虚荣的隐喻

第二部分 精神分析的科学性

第三部分 回顾与延展为统一命名，本文“精神分析”包括因频率不同而细分的“动力性心理咨询”“动力性精神分析”以及“经典精神分析”；

“分析”等同于“精神分析”“心理分析”与“心理咨询”，三者不作细分；

精神分析取向或动力性的心理咨询师简称为分析师或咨询师。

第一部分

心理腐败与虚荣的隐喻

心理腐败是咨询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其身份获取咨询费以外的利益心理虚荣是指咨询中咨询师不带反思的获取无意识的自我价值满足在心理工作中秉承“不求不助”的原则，这个原则有双方：助人者与求助者。在助人者与求助者之间，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滋生腐败与虚荣的温床。包括：咨询师以咨询中来访者的改变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依附，从来访者处获取咨询费以外的经济收入，对来访者的现实资源与心理资源的剥削，.......精神分析是一个人为构造的重新养育过程，咨询师有类似父母的位置与职责、权利，但咨询师不是父母，“像”与“是”是有区别的。来访者在过往的成长经历中，饱受父母天生家长权利的钳制和用自身的存在满足父母虚荣的部分常常会在咨询中自动化显现，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移情”。当这部分出现的时候，需要咨询师的反思与觉察。当咨询师反思与觉察不足，私人领域对专业工作领域缺乏节制的侵入甚至是覆盖， 便会滋生心理虚荣与心理腐败。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行动化的部分是来自咨询师的需要还是来访者的需要，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界面。表面的呈现与内在投射认同过程所隐含的原始人际模式都需要我们咨询师诚实面对和保有思考。基于对来自咨询师的需要还是来访者的需要的思考，通过对来访者的潜意识而不是意识层面工作，让精神分析得以从根部影响人格的形成过程，对客体关系的澄清与新体验的内化决定了精神分析的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咨询中有可能产生的心理腐败与虚荣做了双重保护：既保护了咨询师，同时保护了来访者。

第二部分

精神分析的科学性

精神分析的工作条件、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是与众多其他心理治疗流派区分的核心，也是精神分析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一、精神分析的工作条件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体现在不仅对咨询师，对来访者也有条件。首先，对咨询师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心理能力；比如象征能力、抽象能力、判断能力、整合能力、焦虑涵容能力.....。这些心理能力与咨询师过往的生活成长经历相关；在此基础上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专业精神分析受训，包括理论、技术的系统学习，案例督导以及个人体验等等，使心理能力专业化，成为类似于人体消化系统的心理容器。当咨询师和来访者工作的时候，把其内心一些碎片化的未经整合的心理内容，通过投射认同的过程，成为一个可以被整合的，被消化的部分返回给来访者。由于精神分析的工作内容是潜意识，大量的象征性的、比喻性的、符号性的部分会在咨询工作过程中呈现出来，如果咨询师不具备这些心理能力，是很难进行精神分析工作的。体现在精神分析师的受训则是“三面两体”：三面指理论学习、技术学习以及实践探讨；两体指分析师需要有比实际工作中频次长或等同的自我体验以及案例督导。其次，对于来访者或者受分析者是有条件的。最根本的是来访者需要具有现实检验力、反思力、对潜意识的觉察力......。关于对来访者或者受分析者如何评估这个专题，在此只强调重要性而不展开，因为内容实在丰富多样并且专业性强，是精神分析专业学习实践受训的一个分支。上述条件就如同我们做科学实验的前提要求，并非人人都适合精神分析，也并非拿个咨询师证书或者受训几个月，就可以匆匆上岗，对于咨询师的时间精力成本投入是有要求的。对于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要求与条件，让精神分析工作的开展不停留在表面或肤浅的心理抚慰；它到达人的内心世界深处，就像考古学家挖掘地下的“宝藏”（秘密）。二、精神分析的工作内容1、这份科学性体现在对潜意识的提出潜意识虽然不为人们所觉察，却支配着人的一生。1915年，在弗洛伊德的《论潜意识》提到：“精神分析区别于迄今为止的心理学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对精神进程的动力学阐释；此外，它还关注精神的细目，力求从任意一个精神行为中来说明这是发生在哪个系统内部或哪些系统之间的，即意识系统和潜意识系统。”提出潜意识的概念，相当于打开了心理界全新一页。潜意识如果是汪洋大海的深处，精神分析工作就如同一艘潜水艇，探寻海中瑰宝打捞上岸，将潜意识意识化。梦作为潜意识的一个信使，传达着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语言”；每一节或50分钟、或45分钟、或60分钟的精神分析就像一个梦，梦里的元素、符号都是潜意识流动的痕迹。这就如同城市里的下水道，看不见却如网络四通八达，默默主宰着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交通命脉“；又如错纵盘结的树根，扎于地下而掌控着整棵树的盛衰枯荣。在潜意识被识别、探索以及言语化之前，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道影响自己人生的内心秘密内容是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些秘密的存在。当对潜意识的探索提到日程，意味着个体心理出生之日的到来。2、这份科学性的体现来自最初对催眠的应用与摒弃在精神分析的早期，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弗洛伊德曾经希望通过催眠的方式帮助到来访者。但他发现，催眠只是绕过了防御，让分析师了解来访者的秘密，再告知来访者，并非来访者真正了解使其烦恼的秘密。这种非自身经验上的获得，仅限于知识上了解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简而言之，就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之后，自由联想作为一项精神分析技术出现。自由联想既保有催眠的精粹--在潜意识层面了解到来访者的秘密与愿望，同时，又摒弃了催眠：来访者是清醒的；这种由来访者自身触及防御的方式相当于把探索潜意识的权力交还给来访者，由来访者自主完成。对于来访者，这无疑是独立且全新的体验。3、这份科学性体现在技术的使用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例如：精神分析不“给建议”、很少“直接回答来访者”.......似乎都与常规的心理咨询方法有很多的不同。不直接满足来访者，而是使用“诠释”“设置”等方式让来访者获益，是“知其然”的技术层面；而“知其所以然“的理论层面来自于精神分析的心理结构模型。原始、无结构与冲动的“本我”让来访者不断希望重复幼年马上得到满足的幻想，这些幻想在咨询师的不满足中被打破。来访者不得不将本我为寻求满足而产生的幻想暴露在意识当中；这为“自我”的参与提供了空间，幼年直接满足“本我”需要的冲动得到缓冲，逐渐获得现实感，发展出诚实、成熟的适应方式。精神分析的技术与理论相互依存，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心理工作框架。4、这份科学性的体现在让“虚拟心理时光机”成为可能对催眠的摒弃，替而代之的是不仅仅是自由联想的使用，还需要将过去、现在，甚至延伸到将来的时间线，逐个线头重新缝合起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维，在内心世界里重新绘制一幅成年来访者内心世界的立体画像；这相当于咨询师与来访者一同坐上来访者的“虚拟心理时光机”，帮助来访者在分析中回忆过去，重新整理、确认并建设性的使用早年创伤、情结、问题；但是，来访者经历这些早年创伤、情结、问题的时候，个体尚未获得能对其进行描述的语言，非言语化或言语化功能尚未完善的阶段所发生的种种，如何在被看到？潜意识如何被触及？“移情”与“反移情”概念的提出，不但让重复过去的需要被满足，而且对新旧客体之间关系的互换由表及内，由过往到现在逐一呈现出来。这仿佛坐上一人专属的”虚拟心理时光机“，让过往未能言语化或被压抑、分裂等的过去客体关系通过咨询师与来访者在咨询中的关系重新复活，并得以修复。5、这份科学性体现在对俄狄浦斯期真正含义的理解与有效破除迷信“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存在与我们每个人的无意识之中，主导着每个人童年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杀害人类父亲的真实俄狄浦斯谋杀的概要重现。......权力和权威的代间传递对所有人类文化和亚文化来说都是最大挑战之一。”原始父亲的象征是俄狄浦斯期的核心。不少人认为度过俄狄浦斯期的关键是：超越现实层面的父亲。其实各种对现实老父亲的挑战，宣示主权，追索过往成长过程的不甘与委屈.....；以及对权威的挑战等等；都只是流于表面的抗争。真正的俄狄浦斯期来自于对原始父亲权力的恐惧，以及在象征层面对灭掉原始父亲的罪疚感；这些心理活动会助成内心处于被害位置的无力与无助感，以及对处于被控制位置的愤怒与不甘。压抑这种愤怒与不甘，防御自身的无力与无助以及罪疚感让个体处于极其焦虑与抑郁当中，为了摆脱这种内心张力的拉扯，迷信有了滋生的土壤：把原始父亲这个人类父亲升级到神、魔、鬼的远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位置。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在于并非直接从意识层面教育人们对抗迷信，而是从潜意识的层面对原始父亲的象征做出诠释，通过对移情、阻抗、防御等工作，帮助个体恢复父辈应有的位置，尊重自身的独立与脆弱，获得成人的内心身份，从而破除迷信。三、精神分析的工作形式精神分析的工作形式很有特色：它使用半结构化的谈话方式，有着清晰明了的的框架设置；而在框架设置内，无形无踪的潜意识可以自由流动。这种框架设置，也可以理解为精神分析的工作疆域或界域。精神分析是一种体验式的分析过程。它的独特性在于体验，体验意味着不能复制。每一个来访者都不同，而咨询师也各异，即使同一个咨询师与不同的来访者之间建立的关系也完全不一样。这种独特的体验性质，让精神分析不但不能同质化，而且还不能数据化；就像一个万花筒，动一下都千变万化。不可程式化，没有同质性，无法复制的这些特点让精神分析工作对有效性的检验带来很大的困难。精神分析的效果多大程度上依赖咨询师个人的特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让精神分析流于个人成长教育或个人行为认知示范；多大程度不会导致心理腐败与虚荣的乘虚而入；......这个时候，框架设置是就像大海的边域，即使海浪翻滚，海水呼啸，都能保护不出边界。设置，是精神分析的科学性的重要体现。设置让精神分析来访者的获益，不但来自于他可以习得对“规则”的尊重，在有限框架内建立对边界的安全信赖感，在此基础上拥有探索潜意识的空间；而且，对于咨询师的保护也避免了对来访者的二次伤害，比如内疚。（一）“私人领域”“工作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线与相互作用精神分析的具体设置有很多，包括频次，时间以及请假制度等等。就精神分析的科学观而言，笔者认为核心在于：“私人领域”“工作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泾渭分明。精神分析工作的重点是来访者的潜意识。潜意识意识化常常是多年分析的工作目标。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似乎存在着许多模糊地界，例如白日梦、口误等等，即使提到梦这么典型的潜意识符号表达，尚且存在着半梦半醒。因此，看起来泾渭分明似乎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打破或者模糊“私人领域”“工作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会时常发生，伴随着可能被忽视的心理腐败与虚荣。心理腐败常常与权力相关，这种权力来自于很多方面，比如心理专业知识的鄙视链；分析中，咨询师有意为之的权威位置；咨询或分析中，来访者单方面大量心理信息的透露......心理腐败还来自语言。在咨询中，我们主要的工作工具是语言。如何运用语言作为动力分析的符号，这种符号的运用是否能揭示潜意识流，还是仅仅浮于表面意识层面的乒乓球式的“你来我往”；咨询师能否从来访者的言语中了解到其独特的“符号”式表达方式并能准确反馈；咨询师有没有过分使用专业名词以巩固自身的权威形象；在移情与阻抗处理过程中，咨询师能否节制言语的使用；当过度使用语言的时候，咨询师能否意识到当下双方的位置......在精神分析的框架里，设置不仅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节制与限制一字之差，却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正如“私人领域”和“工作（专业）领域之所以泾渭分明，因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二）在精神分析中，咨询师不断觉察自己的位置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工作（专业）领域”咨询师对咨询过程中能够体现的界限在于当下的有意为之或无意所为是在满足谁的需要，对于分析双方在分析过程中的权利让渡应当慎之又慎。* 例如，在“工作（专业）领域”中对“私人领域”的让渡。在咨询中不断给出大量的个人经验分享或者个人建议，或者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领悟，这是“私人领域”介入“工作专业领域”的形式之一。咨询师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经历、甚至自己这个人来覆盖来访者，而不是尊重来访者这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包括但不限于他所需要探索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如果一个咨询师与大部分来访者工作中都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暴露而不自知，这种模糊私人领域与工作专业领域的边界不清，在来访者这里相当于重复了过往无法维护边界的生活经历。不少有着人际关系的困惑与困难的来访者，都有一个不被尊重的小时候。父母常常因为他是小孩子而不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对自己的私人领域与他人的私人领域之间没有恰当的界限，以至于孩子无法清晰你我他之间的不同，即使身体成人，心理上仍然无法独立；在恋爱、职场或家庭、朋友等人际关系中，或横冲直撞、或谨小慎微，无法柔韧有余的处理好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以及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当来访者来到咨询/分析中，咨询师不能保持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中工作，过多将自己的私人领域注入与来访者的工作专业领域，相当于来访者再次承受了个人生存以及情感空间被压缩、被剥夺的过程，换言之，如上所述会给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 关于私人领域对工作（专业）领域的侵入，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当咨询师看到来访者痛苦难过或焦虑的时候，忍不住将心比心、掏心掏肺，通过讲述自己的过往类似经历，分享自己个性化的处理方法、人生感悟，讲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滔滔不绝的话语中，似乎与来访者“在一起”；实质是忽视甚至无视来访者的存在，给来访者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反过来需要来访者对咨询师的照顾。这种反过来需要来访者对咨询师的照顾，有可能是来访者的需要；但如果咨询师失去反思能力，认同来访者的投射，不断打破设置，任由“私人领域”介入“工作专业领域”未能觉察；咨询师的潜意识认同来访者的投射“我出让我购买的时间来照顾你”而产生的内疚，会用例如延长咨询时间，随时应来访者要求安排咨询时间，低费或免费的咨询等等见诸行动，满足自己内疚被填补的需要。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剥削来访者（表面是给了来访者现实好处，实质是满足自己内在的内疚需要），私人领域不断覆盖工作领域而走入破坏咨询关系的恶性循环中。精神分析的工作界域的微妙在于半结构化。呈现结构化的部分保证“私人领域的介入”受到限制，帮助建立稳定的工作联盟；而非完全结构化，则在“工作（专业）领域”给予来访者充分自由联想，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对其潜意识进行探索的空间。精神分析的严谨精细并不在于要求，而是在于给予充足的分析空间，并保证这个分析空间最终为来访者服务。这种科学性不是来自于规定或强制，而是探索，体现在探索的态度与精神。没有足够的分析师权力，无法重复与模拟过往；没有足够的空间，无法让潜意识流动；没有足够的反思，无法让来访者有有别于过往的新体验......这些的实现来自于两个个人空间的交接，同时要求分析师的私人领域不见诸行动，而是成为个案理解自己使用分析师的工具。私人领域对于工作（专业）领域的侵入性和覆盖性，需要咨询师不间断的觉察与反思，俗称“第三只眼”，或“悬浮状态”。我们多大程度上对自我暴露有所节制，取决于我们在什么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到来访者的独特性，接纳来访者的潜意识的真实状态，并且清晰来访者是如何在“移情”与“阻抗”上双线并行，对无序、无时、无空间的涵容。在精神分析中，当咨询师允许来访者“踏入”自己的私人领域，瞬间瓦解了精神分析工作中潜意识的无序化，回到具象化的现实层面，就像梦醒一样，让咨访双方都回到了普通的社交层面，咨询师变成了“朋友”“师长”或“家人”......，唯独不再是咨询师，而远离了精神分析工作的范畴。很多新手咨询师不明白当来访者问咨询师的个人信息，比如“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等私人问题，为什么不能马上回答；而是思考来访者问这个问题的背后，他想表达什么，他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如果马上告知来访者答案，是现实层面的陈述，这是咨询师的“私人领域”；而思考背后来访者的真实意图，是对潜意识的考量，这是咨访双方的“工作（专业）领域”。同时，马上回答，是即时满足，让来访者丢失了独立探索的空间，也重复了来访者内心对理想父母的期待。能给予来访者有一个空间去探索的前提是咨询师坚守精神分析的设置，让来访者的不确定性、焦虑、他对焦虑的涵容程度，以及他对未知的涵容程度等等在咨询师的陪伴下重新给予理解并诠释。分析师“私人领域”对“工作领域”终极介入的例子是分析师与来访者从咨询室走入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性关系。这对于位于分析权力之下的来访者，几乎是毁灭性的；意味着咨询师利用手中知晓的“移情”权力，额外获利，剥夺来访者，是心理腐败的一种形式。双重关系的避免，保密原则的遵循，都是精神分析对“私人领域”与“工作（专业）领域”区分的细化。保密原则表面上是保护来访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咨询师的利益，因为它是让工作联盟得以保存并持续的基础。* 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探讨一下保密原则中的咨询记录问题。咨询中，最好的记录工具是大脑。精神分析对潜意识进行工作，能记住的与不能记住的都有意义。总体而言，几乎所有笔录（咨询中笔录与咨询之外笔录）都可以列为“私人领域”；尤其咨询中的笔录，当咨询师忙于书写时，“眼之所视”已然没有了来访者，注意力已经从来访者转移到自己的需要（私人领域），即使现实表层仍与工作相关；在精神分析中，来访者会留意咨询师听到什么会写下来，听到什么不会写，整个笔录过程相当于在对来访者的意识层面作出邀请，就像不时响起的闹铃叫醒一个梦中人一样。如果恰好遇到一个以讨好模式与人交往的来访者，他会通过笔录甄别出咨询师的喜好，掌控这个分析的走向，满足咨询师的需要（私人领域），使得咨询走入以咨询师需要为主的工作模式（私人领域），而远离了来访者潜意识的自由联想（工作专业领域）。此外，笔录如何妥善保存这个问题也让原本属于工作专业领域的部分因为可能存在未来第三方获知而转为私人领域。在精神分析的工作模式下，笔者认为任何存有记录痕迹的都是私人领域。某些情况下，比如涉及自杀、自伤以及危机干预时做的笔录属于工作专业领域，其原因是这些状况已然突破了精神分析的设置，需要去到现实层面工作，笔录也就应运而生。其他记录方式，比如录音录像，虽然在征得来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实施（现实层面），但内在的精神分析意义要充分考虑这个需要是来自咨询师还是来访者；如果来自咨询师，需要考虑这里面有没有权力过度使用而引起的腐败或虚荣；如果是来访者的需要，则需要充分讨论：是否来访者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愿意在咨询中与咨询师工作（咨询之外听录音）；或者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表达拒绝两者关系的走近（既然有录音录像，咨询过程不需要太认真）；以及边缘人格特质的来访者把自己置于某种风险（有录音就存在泄密的可能）；或神经症来访者对存在可能的第三方的需要（咨询现场的录音笔相当于第三方）等等。可见，在精神分析的专业领域，即使就咨询记录包括文字记录（笔录与录音录像）这一项，都为私人领域与工作（专业）领域之间的划分与理解提供了不同的探讨空间。对于咨询师，诺守设置框架不止外显部分，更注重内在框架的构建，真实来自于知情合一，才能精细勾勒出整个咨询场中的潜意识流动，从而充分保护来访者的利益最大化。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反移情”。咨询师对于反移情的使用前提是不透露个人感受（私人领域），因为只有这样，分析师才能自由探讨自身反移情幻想，并以此为基础，组织语言做出对来访者有帮助的解译（专业工作领域）。如果咨询师过多考虑表露自己的个人感受，意味着失去自由容许自己产生比较深远私密的幻想，阻碍了利用反移情作为工具使用更好理解来访者的目的。（三）精神分析工作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分明，与“私人领域”与“工作（专业）领域的区分一样重要。作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与其他的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面对公众，需要谨慎个人信息的暴露。在公共场合，过多个人信息的暴露，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精神分析工作中来访者自由联想以及潜意识的运作产生不必要的干扰，甚至是破坏。比如，咨询师在公共媒体上介绍或推介自己的时候，对自己具体个人生活经历的详细描述；自媒体中对私人生活（家庭婚姻等）的展示，以及社交媒体上非专业身份的出镜等等，都有可能混淆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从而影响到来访者的利益。分析师的“匿名原则”是确保咨访双方利益的关键点，也是精神分析空间可以得以保有的核心。当我们了解我们工作的着陆点是潜意识，那么分析师现实层面铺设得越多，作为来访者可以投射的空间越小。有些来访者会认为，如果咨询师有与我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情感世界.....就更容易理解自己，可以更好的帮助到自己。当来访者有这样的需求，对于咨询师来说，相当于一个诱惑；诱惑咨询师师远离咨询师的位置，而成为来访者的生命指领者或生活指导者、职场教练。这种表面的亲近，实质的侵入只是重复了来访者幼年对父母疏远或忽视的补偿，直接的满足让来访者失去了从自己内心出发反思的机会，于咨询无利。对于这些轻微的心理腐败痕迹或虚荣的倾向，并非每一位分析师都能常常给予反思，这部分与分析师自身的心智发展、人格水平相关。比如，作为分析师，走出了咨询室，是否就可以在公共场合，例如朋友之间，家人闲谈、与同行的聊天......等非专业场合提及个案的情况，即使隐去明显个人特征，都是不合适的。这种不合适在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混淆。还有一个现象在于咨询室之外的公共场合或自媒体，咨询师的自我暴露程度。咨询室外的见诸行动，往往将咨询室内与来访者之间的张力外化或动力外卸。分析师在专业工作场合之外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或多或少的重现或片段提及咨询或分析内容，都是滋生心理腐败（我用你给我的权力为我自己服务）或心理虚荣（我知道得比你多的优越感）的体现。对于专业的分析师，需要在心里，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设定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来自于我们当初选择精神分析工作的内心承诺。它不是一个硬性指标，不是一个要求，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必须，只是对这份职业科学性的尊重。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在公共场合过度剖析自己、做咨询展示、曝光自己的私隐等等，都会不同程度的给来访者带来影响或伤害，最终这种影响或伤害还是会落实到咨询师的身上。因为咨询师把他的私人领域贡献出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剥夺，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专业场合做分析师可以做到的部分，只能通过第三方（公共场合）的方式缓解内心的焦虑与压力，用行动化的方式表达。在精神分析中强调保密原则和中立原则，其实也是保护私人领域尽量少的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咨询师把咨询中的一些主题带到咨询之外，就相当于我们把咨询中的工作专业领域带到了外在的一个公共领域。精神分析常常会提到一个叫双重身份，实际含义也是混淆或重叠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相重叠会使整个咨询在没有开始甚至在开始之初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这里面不可能建立一个信任关系，而没有信任作为基础，很难进入潜意识活动的领域，那又谈何做精神分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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